任毅。
□任毅
（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一個時代應有一個時代的文學，置身于時代中的文學也應回應時代，甚至超越時代，以當下為起點串聯起過去的歷史、當下的時空與未來的可能性，追求創(chuàng)新、追求永恒。革命歷史題材自誕生之日起便承載著見證歷史、傳承記憶、啟迪教育、精神引領、鑄就理想信念、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筑牢思想根基的功能與任務。近年來，除《懸崖》《長津湖》《覺醒年代》《反人類暴行》等影視作品鮮有佳作，在文學上也似乎陷入了內容同質化、人物扁平化、情節(jié)套路化的泥淖，忽視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審美追求，一味地說教卻忽略廣大人民群眾對有敘事巧思、有心理刻畫、有深層思辨的期待。這也是全勇先中篇小說《秘密》必須面對的“現實”與“挑戰(zhàn)”。
事實上，抗聯英雄趙一曼從被捕、就醫(yī)、接受審訊、養(yǎng)病、出逃、再次被捕直到英勇就義的故事構成了中篇小說《秘密》的核心情節(jié)。既有山本和雄（時任偽滿哈爾濱市南崗警察署司法股警士）翔實的手記，又有多部文藝作品不斷重塑、豐滿趙一曼的英雄形象，《秘密》則更像是層層嵌套的神秘魔盒，通過“我”的回憶、“我”與“我父親”的對話、“我父親”與“谷科長”調查辦案、“紀德榮”的回憶不僅豐富敘事視角也拉開歷史縱深，從而使小說中“趙一曼”“紀德榮”“我父親”三人保守的“秘密”隨著敘事的不斷延伸，更能激發(fā)讀者的情感震蕩。
長期以來，革命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或描寫正面戰(zhàn)場的激昂斗爭，或描寫根據地的揮斥方遒，或描寫大城市的諜戰(zhàn)懸疑，或描寫發(fā)生在鄉(xiāng)村的燒殺搶掠和具有民間智慧的反抗斗爭，無論哪種創(chuàng)作手法都在詮釋著革命斗爭中的“英雄主義”。往往我們被“英雄”光環(huán)所遮蔽，只記得“英雄”成為英雄時的光芒，以及“英雄”對后人產生的強大精神沖擊力，卻忽略英雄的光芒伴隨著“傷口”與“悲劇”。從《雪狼》《恨事》《白太陽紅太陽》《懸崖》一路走來，全勇先擅長用“傷口”和“悲劇”詮釋隱忍的“英雄主義”。有學者稱，“如果說全勇先英雄本文中的傷口主要來自民族大義背景下主動選擇的自我離棄，那么關注普通人的本文則更注重刻畫被離棄所帶來的傷口與隱痛?！痹凇睹孛堋分?，全勇先用“恪守秘密的選擇”在“趙一曼”“紀德榮”“我父親”“我”以及所有讀者的肉體、精神與心靈劃出一道道傷口。對“趙一曼”而言，面對日本人的審訊她恪守著身份秘密，遭受著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對“紀德榮”而言，目睹“趙一曼”的種種遭遇，民族意識覺醒，主動選擇脫離警察署外事股長身份，告別祖國、游離家庭之外，這份心靈創(chuàng)傷召喚著他的還鄉(xiāng)之路，又讓他駐足家門之前，隱忍著身份秘密，久久觀望，卻不敢打擾，保護著家庭來之不易的平靜。對“我父親”而言，他用一句“忘了，丟了，記不住了”將“紀德榮”的卷宗秘密地“保留”。文本之外，可以想象“卷宗丟失”會對“我父親”的工作帶來諸多不便，但也恰巧是父親的“秘密”，在幾次運動中保護“紀德榮”不再被打擾，守護著“紀德榮”的尊嚴?！睹孛堋穼ⅰ般∈孛孛艿倪x擇”及“恪守秘密的代價”以一種平靜的、緩慢的卻又強大的、激情的、直擊靈魂深處的方式沖擊著讀者的身、心、靈，思索著每個人物所背負的沉重秘密。小說在20世紀30年代、20世紀50年代與當下的三個時空中產生共鳴，回應著民族苦難的集體記憶，描繪著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質，敘述著“死而復生”之人的漂泊、孤獨與隱忍，營造著戰(zhàn)爭與和平、宏大歷史與個人選擇、人性與家國情懷之間的敘事張力與情感張力，文學作品隱含的“悲劇”得以藝術化表達，使讀者在閱讀時直觀地體會小說家精密的敘事技巧，領略小說中的悲劇美學，同時精神也得以洗滌與凈化。
一個走在偉大復興道路上的民族，不應也不能忘記歷史、忘記傷口、忘記來時路。新時代革命歷史故事更應走出符號化、同質化的桎梏，還原人物與事件的真實，將人性的內核與生命的光輝貫穿過去、現在、將來的時空維度，找準英雄人物精神與當下時代精神的契合點，以題材創(chuàng)新、內容創(chuàng)新、敘事創(chuàng)新等方式回應并尊重廣大人民群眾的審美能力與審美需求，《秘密》或為新時代革命題材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思路與新范式。
久居東北，雪花翩翩落下，仿佛一切歷史、記憶、傷痕已然被淹沒。然而順著積雪向地面挖去，沉默的秘密必將穿越時空，大地的回響定是振聾發(fā)聵。有一種選擇是恪守秘密，有一種英雄主義叫忍受孤獨。